抽煙和禱告——如何提問？

作者：馬雷

波斯曼在《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何道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一書中講了一個故事：

兩位神父不能斷定是否可以允許抽煙和禱告同時進行，于是就請教皇給一個權威的裁決。其中一位神父問教皇：“允許禱告的時候抽煙嗎？”教皇說：“這樣做是不可以的，因為禱告時應該全神貫注。”另一位神父問教皇：“抽煙時允許禱告嗎？”教皇說：“這是可以的，因為任何時候禱告都是可以的。”

波斯曼想用這個例子說明兩位神父問的是同樣的問題，是因為提問方式不同才得到不同的答案，進而說明語言技術帶有意識形態偏向。

我想說的是，兩個神父問的問題不是同一個問題，不同的提問方式可能暗示不同的預設。

問題1：“允許禱告的時候抽煙嗎？”

這個問題問的是在某種情況下是否可以抽煙，抽煙有無條件限制。這里面還有不同的情況，比如，先禱告，然后在禱告過程中抽煙；或者，先抽煙，然后在抽煙過程中禱告。如果是前一種情況，顯然不符合禱告的要求，即全神貫注；如果是后一種情況，則不能證明在禱告的時候不全神貫注，只能證明對于抽煙這件事情沒有全神貫注。

問題2：“抽煙時允許禱告嗎？”

這個問題問的是在什么時候可以禱告，禱告是否一定受正在做的事情的影響。如果是先抽煙，然后在抽煙的時候禱告，則與禱告要全神貫注不一定矛盾，因為禱告者可能對于抽煙這件事心不在焉，而全神貫注地禱告。如果是先禱告，然后再抽煙，則說明禱告者沒有全神貫注地禱告，而是分散了思想，想到抽煙去了。

問題1和問題2都不是十分清楚的問題，不符合提問的清晰性標準。教皇對問題1的回答是判斷問題1預設了“先禱告，后抽煙”；對問題2的回答是判斷問題2預設了“先抽煙，后禱告”。在對問題的這個不同理解下，教皇對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正確的，不矛盾的。

問題1和問題2也似乎可以合并為問題3：“抽煙和禱告是否可以同時進行？”或者說，問題3似乎可以分解為問題1和問題2。但仔細分析，問題3與問題1和問題2都是不同的問題。什么叫“同時”？在一段時間同時抽煙和禱告，并不能據此判斷究竟禱告者是先抽煙還是先禱告的，所以問題3也具有模糊性。正因為問題3比較模糊，所以兩個神父才可能把這個問題分解為兩個問題來提問。由于神父提問的方式具有強烈的預設暗示性或引導性，教皇才能分別給予明確的回答。但是，如果提問者和回答者在對問題的理解上，比如預設上有不同的看法，則會出現答非所問的情況。

我想用這個例子說明，提出一個清晰的問題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問題提得模糊，回答就會模糊，或答非所問；問題提得清楚，回答才可能清楚。在科學上，需要提出十分清晰、十分明確的問題。否則，科學研究就失去針對性，失去方向。當然，在日常生活或外交場合，為著某種目的，有時需要故意模糊問題，那是一種人文智慧，就另當別論了。

禱告是否全神貫注，禱告時抽煙和抽煙時禱告是有區別的！

“由于神父提問的方式具有強烈的預設暗示性或引導性，教皇才能分別給予明確的回答。但是，如果提問者和回答者在對問題的理解上，比如預設上有不同的看法，則會出現答非所問的情況。”
    理解及表述的極精到。
    語言和文字作為信息傳遞和思想交流的工具，有幾千上萬年了，在文化傳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是否能準確地、全面地傳達原意，還很難說，所以才有了“詞不達意”、“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等說法。有時語音和文字外的東西，讓我們感受到的信息可能更綜合、更精準。人們在交談后“回味”、“琢磨”，在閱讀后“想象”、“思索”，信息在“輸入”“輸出”中有了些許的“變”，變就是發展，這也可能是語言文字的功勞和魅力所在！

好意思！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