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 :核電的確猛于虎

幾十年來，人們天真地相信科學家的“承諾”，認為人類可以安全、清潔地“和平利用核能”。但是，前蘇聯烏克蘭境內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核泄漏事故打破了這一“承諾”。隨后，持續不斷的核事故（如在日本大多數被隱瞞）劃掉了“安全”二字；核電站運行、管理和維修中的核泄漏既劃掉了“安全”，也劃掉了“清潔”；最后，核子反應堆受到攻擊（包括恐怖襲擊）的危險性將“和平”二字也劃掉了。

更為隱秘的事實是，一些國家的核電站反應堆要同時完成幾項任務，例如，“前蘇聯的核能計劃直接產生于推進終端武器的生產”。切爾諾貝利的RBMK核反應堆，“既要用熱能來發電，又要生產洲際彈道導彈核彈頭所需要的钚”。[1]

1、切爾諾貝利核事故

這是令一些核電專家改變“擁核”立場的嚴重核災難。

1986年4月26日，主要因為設計缺陷和操作失誤，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反應堆發生爆炸，造成嚴重核泄漏。該事故被國際核事件分級組織評定為第7級（最高級）特大事故。當年認為，這是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核災難向人們展示了和平的核電同戰爭的核彈同樣危險的事實。

事后查明，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核子反應堆爆炸所釋放出的輻射線劑量是二戰時期爆炸于日本廣島的原子彈的400倍以上。核反應堆連續爆炸散發出大量高能輻射物質到大氣層中，這些放射性塵埃覆蓋了包括前蘇聯西部地區、西歐、東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不列顛群島和北美東部等大面積區域，其中，烏克蘭、白俄羅斯及俄羅斯境內受到的核污染最為嚴重，在該地區有超過33.6萬居民被迫撤離。前蘇聯及西方科學家的報告顯示，掉落在前蘇聯的輻射塵埃有60%落在白俄羅斯。

此次核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數因主觀與客觀原因的影響難以準確統計或計算，例如，前蘇聯刻意隱瞞，使得統計工作變得非常困難。事實上，前蘇聯當局在事件發生后不久，就禁止醫生在死亡證明上提及“輻射線”死因。

美國的紐約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于2009年11月出版的報告顯示，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總傷亡人數高達98.5萬人；在83萬被動員搶險的人員中，至少有11.2萬人已死去。[2]

來自“圈內”的信息也令人吃驚。“切爾諾貝利清理協會”的報告指出，大約有60萬人參與核事故清理工作，其中，10%的人犧牲，16.5萬人殘廢。烏克蘭衛生局局長于2006年披露，發現大約有240萬烏克蘭人（包括42.8萬名兒童）受到核事故輻射塵的影響，導致其出現身體和心理方面的健康問題。

此次事故對當地乃至全球生態造成了難以想像的負面影響。例如，放射性物質“碘-131”會影響人們的健康；鍶-90和銫-137會對土壤造成持續污染；銫-137會被植物、昆蟲、蘑菇和表層土壤所吸收。所以，有些科學家擔心該事故的核輻射會在幾個世紀里對當地人造成不良影響。

蘇聯解體后的各獨立國家，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至今仍為切爾諾貝利事故所遺留的一系列核污染問題付出極大代價。例如，僅僅是在26年后再次用混凝土封閉核事故反應堆（稱為“新石棺”），就需要耗資9.35億歐元。

（以上資料數據除注明出處外，均引自《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維基百科》[3]）

在切爾諾貝利周圍6、7公里內，松樹、云杉以及1000公頃森林，因遭受高輻射而逐漸枯萎。核泄漏發生幾個月后，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附近的許多動植物生長發育便出現嚴重畸形。如松樹的針狀葉增大了10倍，橡樹葉子卻顯著變小；刺猬、鼩鼱等嚙齒動物出現遺傳方面的問題；水庫中的魚類深受底泥核輻射之害；草原上的蛇，其毒液也具有了放射性。[4]

有研究者如此描述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長遠不良影響：“自1986年事故發生至今，切爾諾貝利依然是一個令人恐懼的地方，周圍30公里的范圍仍屬于禁區，核電站周邊的生態雖已逐步恢復，但依然是一片死氣沉沉。據專家估計，完全消除這場浩劫對當地環境的負面影響，至少需要800年。”[5]

2、日本福島核泄漏事故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雖然使“安全、清潔地和平利用核能”的光環破滅，但是，科學家告訴人們，這只是一次人為因素較多的特大事故，而且，核電站只有出事故，尤其是出大事故才危險，并且，核電站出大事故的概率較低。

（較為溫和的說法是，“有圍阻體而且使用低濃度燃料的核電站很安全”[6]；最為極端的說法是，“核電站事故幾率幾乎等于零”[7]。）

但是，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泄漏事故，又打破了這個“核電站事故發生概率較低”[8]的神話。因為意外失去電源，多重后備防衛系統全部失靈，這導致福島核電站反應堆失去冷卻水而熔毀，并且其核泄漏很快就超過了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福島核電站雖然和切爾諾貝利不同，不是反應堆爆炸，但反應堆和乏燃料池內的核燃料量幾乎是切爾諾貝利的10倍，放射物泄漏量更多”[9]。）與此同時，“（日本）東北幾乎每處核電設施多重預備系統也都壞了”[10]。

日本福島核泄漏事故（及其它同時發生的核事故）肇因于2011年“3·11”日本9.0級大地震。

福島第一核電站修建在海邊，共有六個沸水核反應堆機組[11]。在大地震發生前，4、5、6號機為準備定期檢查，正處于停機狀態；當偵測到地震時，1、2、3號機組自動進入停機程序。由于站內自供電中斷，對外電力網亦遭到大地震損毀，核電站電力完全中斷，只能緊急啟動應急柴油發電機維持控制系統與冷卻系統。但是，緊隨大地震而來的大海嘯淹沒了應急發電機房，應急柴油發電機損毀，冷卻系統因此而停止運行，這導致核反應堆開始過熱。

由于地震與海嘯阻礙了外來救援力量，核反應堆過熱沒能得到及時處理，之后的幾小時到幾天內，1、2、3號反應堆堆芯先后出現熔毀。雖然后來救援人員趕到并努力設法冷卻反應堆，但為事已晚，在幾宗氫氣爆炸事件發生后，冷卻反應堆的努力終告完全失敗。日本政府不得不緊急疏散20公里以內的居民。（在福島第一核電站南方約10公里處是福島第二核電站，其中有4個沸水核反應堆。）

同樣由于冷卻系統的問題，3月15日，4號機組也發生氫氣爆炸并著火，放射性物質外泄。3月30日，日本核電公司宣布，不得不廢棄1~4號機組。

4月12日，日本將福島核泄漏事故等級提高至最嚴重的7級。4月22日，日本政府將核電站半徑20公里內列為禁區。（2年后，核泄漏并沒有得到控制，2013年4月11日，日本政府將疏散區半徑擴大到30公里。）

福島核事故外泄的放射性物質，早先因反應堆泄漏和氫氣爆炸而外泄，后來主要因為“排氣”（為了降低反應堆室內氣壓避免爆炸）和“排污水”（為了冷卻反應堆而注入大量淡水和海水）而外泄。（實際上還有“熔堆”危險。）  

福島核事故第2天（3月12日），遠在福島核電站200公里以外的“全面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機構”（CTBTO）監測站最先偵測到放射性物質。3月14日，放射性物質已擴散到俄羅斯東部，2天之后，更飛越太平洋抵達美國西海岸。到第15天，整個北半球都可偵測到微量放射性物質。4月13日，位于南半球的CTBTO監測站也偵測到放射性物質。

而“排污水”方式造成的放射性物質外泄成為此次核泄漏事故最為棘手的問題。日本甚至準備在地下修建“凍土墻”，以阻止污水外泄流入海洋。至今，大量攜帶放射性物質的污水仍以每天數百噸的流量通過地表和地下源源不斷地流入太平洋，人們對此束手無策。

（以上資料數據引自《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維基百科》和《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反應堆詳細狀況—維基百科》[12]）

2012年8月，日本一個研究小組披露，福島第一核電站附近的蝴蝶出現基因突變，包括翅膀變小、眼睛受損。事故發生6個月后，該研究小組在福島另外收集了240只蝴蝶，結果發現有52%的蝴蝶畸形。[13]

2013年7月，新華網轉發了來自韓國網站Igmur的一組照片，這些照片顯示，福島核事故導致開花植物、蔬菜以及水果畸形變異。[14]

2013年2月，世界衛生組織發表報告說，日本福島核泄漏事故可能會導致某些特定族群“出現較高癌癥發病率”，尤其是嬰幼兒。另外，參與核事故救難的緊急員工中，1/3的員工罹患癌癥的機率會增加。（《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維基百科》）

2013年11月18日，日本核電公司開始從福島核電站4號機組的乏燃料池里取出燃料棒，這標志著福島核電站（包括全部1~6號機組）的廢爐封堆作業正式開始。這一作業將耗時30～40年。[15]

日本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強烈沖擊了全球“和平利用核能”的熱情，這個沖擊在發達國家最為強烈。當然，核電在發達國家的比例也最高。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后，一些發達國家暫停了自己的核計劃方案，但時隔20多年后，有些國家又有了重啟核計劃的愿望。福島核事故再次令一些國家宣布暫停核計劃方案。

科學與發展網主編寫道：“福島核事故已經帶來了新的懷疑，出現了一些重要的教訓，需要所有那些仍然考慮走核道路的國家考慮這些教訓”，這些教訓包括充分考慮各類自然災害和培養公眾對負責核安全的組織及個人的能力的信任；“福島核事故提醒人們，安全運營核電站的障礙可能來自不曾預料到的方向——即便是在像日本這樣注意安全而且有很多理由對核能保持謹慎的國家。這也強調了需要進行一場關于支持和反對核電的理由，以及‘清潔的’替代能源的公開而知情的公眾辯論——這樣一場辯論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僅限于技術專家之間，也不能僅僅由商業或政治利益的結果決定”。[16]

3、核電站運行危機四伏

盡管日本“3·11”核電站泄漏事故顯示，核電站出事故的概率并不低，但是，科學家還是會說，只有出事故，核電才會帶來嚴重危害。

然而，日本核電站的設計師和工程技師披露的核電站設計、建設、運行和管理的細節顯示，核電站實際上危機四伏，其核危害存在于核電站的日常運行、管理和維修的始終。

日本福島核泄漏事故之后，“核電猛于虎”的觀點在一些國家流行，但科學家又解釋說“壓水堆”帶有高輻射熱能的一回路系統與接受熱能發電的二回路系統是完全隔離的，“壓水堆的抗災能力要優于沸水堆”，“而未來的三代核電廠安全性能將會更高”（記者龐貝：《核電猛于虎？》，《科技創新與品牌》，2011年第7期）。據說，第三代核電技術比第二代的事故率（如堆芯損壞頻率和大量放射性泄漏概率）低1~2個數量級。

但是，無論是第二代還是第三代核電技術都離不開龐大的配管網絡。例如，采用第三代核電技術的非能動壓水堆AP1000里面，就有“300多個大大小小的系統，紛繁復雜”。（《第三代核電站_360百科》）

日本核電站配管1級技師平井憲夫有20年核電站現場工作經驗，根據他的描述，在一個空間極為有限的核電站內部、（沸水）反應堆外面，有功能不同、粗細不等、大小不一、交織如網、“總長度達數十公里的配管”，它們是核電站的神經（控制反應堆）和血管（輸送能量、冷卻反應堆）。他反復強調，“核電站內的所有配管不存在主次之分”，任何一段配管破損，都可能導致反應堆失去控制，并引發重大事故。

平井憲夫的經驗顯示，核電站最脆弱的就是這些紛繁復雜、縱橫交錯的配管，而曾經發生過的那些嚴重核事故都直接或間接與這些配管相關（例如，美國三里島堆芯熔毀事故緣于冷卻系統和應急冷卻系統同時失靈）。在日本，“一直持續發生重大核安事故”[17]，這大多也與配管相關。其中，日本美濱核電廠因為配管安裝錯誤，最終釀成“只差0.7秒就重演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的事故。

核電站的設計和修建過程往往埋下了核事故的種子。

由于核電站的能量交換必須通過高溫水流和蒸氣進行，所以，核電站的相當一部分配管要承受高達300℃的高溫、70-150個大氣壓的高壓（壓水堆有120-160個大氣壓），這些配管也因此需要用金屬支架撐離地面或固定于墻上。與此同時，一些重要的動力部件，如重達50噸以上的主水泵（核電站的心臟），亦需要“懸掛在半空中”。

如此龐大、復雜的配管網絡，在核電站的設計圖紙上可以“理想化”地展現出來，但是，核電站的現場施工人員（包括工程師、技師和菜鳥工人），卻“沒有能耐”真正按圖紙施工、裝配。這一方面因為存在設計錯誤，另一方面是難以避免的施工錯誤。（連制造技術水平世界一流的日本都是如此！）

日本核電站設計師對此亦無能為力：“我們在現場監工時，為了避免施工錯誤，可是睜大了眼睛巡視每一個環節，但錯誤依舊會發生”。該設計師披露，雖然這些核電站“集結（了）我們最頂尖智慧與能力”，但在現實中，它們“到處都是缺陷”，并且“設計缺陷也令我們無可奈何”。

曾參與日本2座核電站設計、制造和修建的設計師菊地洋一深刻地感受到，“核電技術不成熟，人類不理性”。另一位有35年核電設計經歷的工程師小倉志郎甚至斷言，“核電不是人類能搞的玩意，太多事無法控制”。1976年，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的3位“主任”也因此而辭職，他們認為，“核電一定會發生大事故”。此后10年內，相繼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三里島核事故和切爾諾貝利核災難。

核電站的維修既危險，又難以保證質量。

高溫高壓的配管及其配件在運行一段時間后會耗損，必須定期（如一年）更換，而固定于支架上的配管因長期震動（只要核電站在運行，配管震動就不可避免）造成金屬疲勞，也必須定期更換。

但問題是，“核電廠插入燃料棒后，只消運轉一次，內部就會充滿放射性物質”，所以，更換配管及其配件的工作需要在“布滿輻射的高度危險區”進行。從事這些工作的技師和工人都會穿戴防護服并隨身攜帶“輻射測劑儀”，即便如此，每個人在現場也只能呆幾分鐘。當“輻射測劑儀”的警鈴響起時，說明你“吃”的射線已接近極限，你必須離開現場。平井憲夫說，“人在這種環境下絕對無法精確工作”，甚至連“對角緊螺栓”這樣最基本的要求也不容易做到。毫無疑問，這難免也會埋下核事故的種子。（各國許多核事故就是因為維修遺留問題而造成的。）

筆者早年曾參加過水電站的安裝工作。當年，老師傅教給我們青工的第一條經驗就是，對接管道法蘭盤，必須“對角緊螺栓”，否則難以保證對接嚴密不泄漏。管道直徑越大，這條“法則”就越重要。

平井憲夫提供的個案顯示，日本某運行中的核電機組有一根螺栓松了，泄漏出相當驚人的輻射物。為了鎖緊這根螺栓，他們準備了30個人。這30人在離螺栓7公尺遠的地方一字排開，聽到“預備，跑！”的口令后輪番沖上去，一到那里只要數3下，身上便攜式輻射計量器的警鈴就會響起，只能后撤。由于時間實在太過緊迫，甚至有人沖上去后找不到扳手警鈴就響了。這個螺栓才鎖緊3轉，就花費了160人次的人力，400萬日元的費用。

平井憲夫提供的細節說明，“核電站無論設計多么合理，理論上多么安全可靠，（但）在實際施工和維護時總是難以達到設計要求，難以絕對保證質量”。

在平井憲夫的演講中，單單有關配管內容的標題就足以顯示其危機四伏的現狀：“凋零的技術傳承：門外漢‘堆積木’造核電廠”，“岌岌可危的網絡：懸空的配管與水泵”，“保養成效存疑：進電廠的是農民、漁民打工族”，“大地震一來，爐邊配管有如脆弱的血管”，“2厘米配管損壞，足以釀成巨災”。

在經歷過一些嚴重的核泄漏事故之后，日本政府于2006年6月規定，“核電廠外部必須設置‘緊急事態應變對策據點設施’，隨時觀測放射能狀態，應變核災緊急事故”。[18]

可見，核電站因核泄漏而帶來的核災難指不定什么時候就會降臨。

作為日本核電站的配管一級技師，平井憲夫生前曾在包括福島在內的日本許多核電站工作過。在核電站工作的20年中，平井憲夫“遭受了100次以上的體內輻射污染”（放射性物質沾于體表可以用水清除干凈，但若通過口鼻吸入體內則難以清除），他因此患上癌癥，并于1996年12月去世。去世前幾年，在母親的鼓勵下，他終于決定擺脫核電勢力（辭職），“在死前站出來，把我知道的真相全部公諸于世”，從而成為“日本核電員工揭發內幕第一人”。平井憲夫在日本各地演講，把核電站的真實景象和“核電是建不得的玩意”傳達給日本民眾，并因此而留下了許多演講記錄，這成為《核電員工最后遺言：福島事故十五年前的災難預告》一書的主要內容。

平井憲夫去世15年后，日本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其災難比他當年的預言更嚴重。



其實，我國理論物理學家何祚庥院士反對“內陸建核電”的主張，也完全可以適用于所有核電站，因為他反對的根本原因是：“現在的核電站設計者根本無法保證其‘不安全系數’接近于零”。

他說，“核電站的最佳防御體系是安全殼，把整個的放射性都包起來。這樣即使出了事故，只要安全殼不毀，就能把放射性包在里面，這是最重要的一道屏障。但是設計的安全殼是不是足夠安全？如果出了事故以后，反應堆里面的熱量是在不斷釋放的，這是放射性核，如果熱量放得越來越多，壓力總會不斷增長，如果增長到殼吃不消，就會爆炸了。這最后的安全屏障也就損壞了。下面再連續多次的較小的后發事故也不能防御了，小事故也會變成大事故。”（記者王紅茹：《何祚庥：核電的不安全系數還不是零》，《中國經濟周刊》，2012年第9期）

可見核電站的“安全殼”的所謂安全性也只不過是核電科學家的一廂情愿。




4、核電站運行無法避免核輻射

平井憲夫披露，“核電站只要一開始運行，即使是完全正常的狀態，也不可避免地會有核輻射散布出來”，因此，核電站是一個“每天使工人遭受輻射曝曬”的地方。“核電廠的運作，其實是要靠現場有人遭輻射污染才能成立”。日本核電設計師也持相同的看法：“核能電廠的運作，先天就是注定工人們必須在受輻射曝露下的工作環境作業，否則是無法維持運轉的”。其他了解核電現場的核電專家也持相同的看法。

有人期待機器人能夠在高輻射環境下代替人類工作。但真實的情況卻是，機器人僅能做一些簡單的事情（如拍照、測量等），真正的檢查維修工作只能依靠“人”。這樣一來，核電站的工人（尤其是維修工人）就成為核輻射的高危人群。（上海交大科學史系主任江曉原對此評論說，“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反人道的工業”。）

在日本，與企業有長期雇傭關系的核電站員工“是不會接近高輻射現場的，被害的都是（承攬外包業務的）承包商的員工，且多數是臨時工”。核電企業為了降低成本、轉移風險，總是將高危、高風險的維修工作“外包”給承包商。“日本核電站總是將每年一度的檢修維護安排在冬季，為的是可以招募附近農閑的農民或漁民來充當臨時工”。

這些臨時工主要因在其它行業求職不易而去核電站工作，他們中的許多人并不清楚高輻射的嚴重后果。平井憲夫介紹說，由政府頒布的輻射安全限度一般是每人每年能夠接受的輻射總劑量，核電站將這個總劑量除以365天，計算出每人每天可以被曝曬的劑量。按此劑量，在核電站高污染區，工人每天只能工作幾分鐘。為了能夠順利完成工作，“我們會要求工人一口氣曝曬3個禮拜到1個月的量”；“我們根本沒料到這短短的幾十分鐘，會為我們帶來白血病或（其它）癌癥等疾病”；“電力公司完全不告訴我們這些事情”。

根據國際輻射防護組織（ICRP）的標準，普通人承受輻射劑量的上限為每年不超過1mSv（毫西弗），放射性職業工作者一年累積的輻射劑量上限是20 mSv。日本原規定勞工可接受的最高輻射劑量是“5年內累積劑量不超過100 mSv”（這已經很詭異），“3·11”后第3天，日本將該標準提升到“每年250 mSv”。

平井憲夫舉例說，有核電現場作業者體內輻射值超過52萬單位，這是“一般人（自然輻射量）的500倍”。一次，一名在高輻射區工作的工人受傷需要急送醫院，眾人手忙腳亂，竟然沒作任何清洗就直接將他送進了醫院。“結果所有接觸到他的醫生、護士都受到輻射污染，連救護車、病床等東西也不例外。整個村落差點陷入大恐慌”。

作為技師、監工和管理者，平井憲夫在核電站現場也難免會遭受輻射曝曬，他的身體因此“被輻射侵蝕得破碎不堪”，最后罹患癌癥。即便如此，他依然惋惜、懺悔：“許多部下罹患癌癥而死亡，我覺得像是我自己殺了他們般！”或許是想贖罪，他于1990年成立“核電被曝勞動者中心”，并全心身投入其中。他接受核電作業者咨詢，并試圖為被曝曬的核電作業者申請賠償。

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核電站周邊居民也無法避免核輻射。

在外人看來，核電站高聳著一根粗大的“煙囪”。但平井憲夫告訴核電站周邊居民說，那“煙囪”其實是核電站“蓄意排放輻射”的排氣筒。核電站免不了核輻射，那里的水、氣體甚至灰塵都是輻射物（核電站內部需要“打掃得一塵不染”，否則，“放任灰塵飛散會擴大輻射污染”，因為這個緣故，核電站的清潔工“通常是最高危險人群”），所以，核電站周邊居民是核輻射的長期受害人群。

放射性物質通過口鼻進入體內雖然大多會通過汗液和小便排出體外，但殘留的輻射物不會“自動歸零”，它們會在人體內長期累積，并危害人體器官，5年、10年、20年，最終釀成疾病甚至癌癥。“小朋友的甲狀腺會第一個出狀況”。

“3?11”后，日本教育部“將福島縣學生的曝曬劑量提高到一年20 mSv”，東京大學教授因此憤而辭職。小孩子正處于生長期，更容易受到核輻射傷害。

核電站選址時總是要建在水邊（海邊、江河邊），人們只知道這是為了取水方便，但人們不知道的是，這樣做更多的還是為了排污水方便，這也是“蓄意排放輻射”。據平井憲夫披露，平常運行時，核電站有“大量廢熱水”被排入水體；工人清除輻射沖洗身體、清洗防護服的廢水被排入水體；清潔設備的廢水也被排入水體；甚至，設備保養結束后，高輻射廢水也被直接排入水體。“（核電站）排水口的放射性值高得驚人”，但附近居民并沒有得到“警告”，“漁民卻（還）在那附近養魚”。

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蘇醒，核電站周邊居民開始遭遇“核輻射歧視”。例如，有日本女青年因居住在核電站附近而遭遇退婚；而居住在泊核電廠的初二女生，則開始擔心“自己將來結不了婚，生不了小孩”；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后，日本甚至出現了“離婚潮”。

據日本核電設計師小倉志郎介紹，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兩位醫師所著《致死的虛構：國家主導的低劑量輻射線的隱蔽》（Deadly Deceit: Low-Level Radiation, High-Level Cover-Up[19]）一書。“該書是將美國所有距離原子爐160公里范圍地區，和沒有原子爐地區做比較，發現有原子爐地區罹患乳癌比率非常高”，其結論是“從核電（廠）發出低劑量的放射線其實是會致人于死的！”[20]

5、核垃圾的長期隱患

“核電廠插入燃料棒后，只消運轉一次，內部就會充滿放射性物質”，這不僅意味著核電站的日常運行、管理和維修會遭遇核輻射，而且，在核電站停止運行后很多年，核危害也會一直存在。甚至，只要建了核電站，哪怕只運一次，你也就要長期與核輻射相伴了。因為，核電站的后期惡夢是，無法廢爐、無法拆除。

例如，“3·11”出事故的日本福島核電廠1號機組，修建當初原計劃運行10年后關閉，但1981年，當該機組運行滿10年后，日本人發現，他們絞盡腦汁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拆除那個充滿輻射的反應堆。因為，拆除一座核電站將產生數萬噸放射性廢材，這根本無法處理；況且，每個作業者每天在反應堆下方的高輻射區最多只能呆數十秒鐘，這根本無法進行有效作業。如今，日本有許多超過30年的老舊核電廠，只能選擇繼續維持運行，其核風險可想而知。

因為核電站無法廢爐、無法拆除，于是，一些國家便選擇“關閉”核電站，即關掉發電機，取出核燃料棒。不過，真正的麻煩還在后頭。為了避免機組部件生銹而造成核泄漏，即使不發電，也必須維持整個水循環系統的運轉，并需要及時修復其磨損或損毀零件。“這些作業必須持續到核電站內部的放射能完全衰退為止”。[21]

但現實的問題是，這些毫無經濟效益的廢核電站、核垃圾，真的能夠被妥善、安全地長期管理下去嗎？

手拿這個“燙手山芋”，既無法降溫，又不能換手，更不能丟棄于地——這個核垃圾令人尷尬到如此地步！

另一類核垃圾就是核廢料，這包括高放射性核廢料和中低放射性核廢料兩類。前者是核反應堆燃燒后的核燃料（在提取鈾、钚后）所形成的廢料，因具有高度放射性，俗稱高放核廢料；后者主要包括核燃料生產、加工過程中形成的廢料和核電站在發電過程中產生的廢液、廢物。

各國處理中低放射性核廢料的主要方法是，將核廢料裝入密封罐，并掩埋在事先修建在地下10~20米深處的防輻射壕溝內。人們期望一段時間后，這些核廢料中的放射性物質會衰變得對人體無害（核廢料_360百科）。日本人最初是把“低階核廢料”裝入鐵桶，“直接丟進千葉外海”。后來才在日本北部青森縣修建了核燃料基地存放。[22]

高放核廢料中“所含高放射性物質的半衰期長達萬年甚至百萬年，如若處理不當，會造成人體癌變、生態破壞等災難性后果”。從1950年代起，有關專家就提出了多種核廢料處理方法，但真正能夠付諸實施的寥寥無幾，更多的設想淪為紙上談兵，例如，曾有人提出用火箭將高放核廢料送到宇宙空間去。

1946年，美國首先向太平洋某地傾倒核廢料，英國、日本、新西蘭等國也步其后塵。

前蘇聯當初甚至將高放核廢料直接排入附近的河流湖泊，這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災難。其中，加臘蘇湖因受到核廢料污染變成了一潭死水。據俄羅斯環保專家估計，該湖的生態環境在未來十幾萬年內都無法得到恢復。[23]

像美國、加拿大、俄羅斯等幅員遼闊的國家，目前都已經找到“暫存”核廢料的地點，但像法、德、日這樣地狹人稠的有核國家，則為核廢料存放傷透了腦筋，德國甚至宣布今后不再建設核電站[24]。此外，有的國家直接將裝有核廢料的金屬罐投入某些海域4000米以下的深海。

“丟進深海”和“暫存地下”都是權宜之計。從地質學的角度來看，核廢料儲藏地必須能夠抵擋最嚴重的地質災害，這包括地球板塊運動所引起的巨大地震和火山爆發，以及其他如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地質變遷等等。畢竟，“半衰期長達萬年甚至百萬年”，已經遠遠超出了人類文明史。小倉志郎披露，“現在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真的解決核廢料最終儲藏的問題”[25]。

更重要的是，我們為了自己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和“幸福生活”（若為了“生存”還情有可原，但我們主要是為了“享受”），卻要給幾百代到幾萬代子孫后代留下一個個遺患無窮的“核地雷”，這無論怎么講都沒有道理，都不負責任。

小倉志郎集35年核電設計和現場經驗深刻反思說，“人類根本沒有資格用核電，那是透支未來”[26]。

6、反思核電

一日本初中女生參加一個集會，聽演講者介紹日本的核廢料存放情況后舉手發言：“你說什么50年、300年這些話。結果做這些事的不是你們這些大人，而是全部都要我們或是我們的孩子、孫子去做！我討厭這樣！”在場的大人們，頓時啞口無聲。

那個擔心“自己將來結不了婚，生不了小孩”的日本初二女生流著淚質問參加集會的大人們，“為什么當初施工時（你們）不去拼命把它（核電站）擋下來？”“如果我是大人，自己有小孩的話，我一定拼上這條命也要去把核電廠擋下來”。[27]

這不僅僅是童言無忌，它還是警世醒言。

日本一核電站設計師“非常心疼”地告訴大家，“我女兒告訴我，她是被我蓋核電廠賺來的錢養大的，所以她要花一輩子的時間償還”。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后半生，“我奉獻青春而建立起來的日本新能源（核電站），現在我則拼命地想把它停下來”。

各國一些核電專家也是在接觸核電現場，了解核電運行、維修和管理的殘酷現實后，才從“理想”回到“現實”，從而轉變“擁核”立場。

我們的核科學家、核科學家群體是否也需要像這位父親、這些核專家那樣，走出辦公室，去核電站運行和管理現場，尤其是核電站維修現場看看，然后，再反思自己關于“安全、清潔地和平利用核能”的主張？

如果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博士還在世，并且他也去過核電現場，那么，我想，他會反思“和平利用核能”的主張。

當然，訴諸于道德、訴諸于人性，并不能阻止核電的發展勢頭。在能源需求旺盛、而石化燃料又導致溫室效應并危及人類安全的情況下，主流科學家的觀點已經演變為“核電就是魔鬼，也只能與它同行”。（其實，核電產業鏈排放的二氧化碳并不低。）

既然我們已經發展到被迫“與魔鬼同行”，那就需要檢討我們何以走到這步田地。簡單地說就是，我們為什么需要那么多電力？

顯然，這是由我們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和毫無節制的生活方式所決定的。北師大田松教授將之歸結為“工業文明的惡果”[28]，而上海交大江曉原教授則將其歸結為“被‘現代化’劫持了”[29]。

在筆者所在城市，夜晚的“燈火輝煌”程度史無前例：主要街道的照明均使用高功率燈具，地面照度遠遠超過所有家庭的照明強度；主要的“標志性”建筑都用一盞盞燈具“勾畫”出其輪廓；主要橋梁全部使用高功率燈具照亮其主體結構，甚至連橋下的橋洞、橋柱、橋梁等毫無照明價值的部位，都被高密度、高功率燈具照得通體透亮——這就是風靡全國且相互攀比、所謂“美化城市環境，提高城市整體形象”并被美化為“城市亮化工程”（或曰“城市光彩工程”）的政績工程的實際效果。官場沒人在乎，并且也很少有人知道，這需要多少電力。

設想一下，如果將我國650多個大中小城市和1500多個（不設市的縣）縣城的這些“城市亮化工程”全部取締，還城市公共照明的本來面目，該節約多少電力？關閉幾座核電站？減少多少污染和傷害呢？

然而，這還只是我們恣意浪費電力、透支資源的冰山一角。

實際上，如果不加節制，無論有多少電力，都不會滿足人類的需求。正象官員貪腐一樣，無論貪多少金錢，都難填其欲壑。因此，電力開發無論如何也趕不上人類需求膨脹的速度。根治貪腐，需要制度改革，法治約束，而不能依靠增加財富；同樣，今天解決電力問題，需要變革制度，而不是一味地掠奪并濫用資源，以增加供給。

從根本上說，目前，我們的社會需要“兩個轉型”才能走出發展誤區，一是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轉型，一是毫無節制的生活方式轉型。終歸一句話，我們的主流社會必須放棄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選擇低炭生活，走生態文明之路。

我們的社會需要引導國人樹立新的生活理念，需要對主流社會過度追求財富、過度追求奢侈奢華享受的風氣降溫。我們應該提倡綠色、低炭、環保、健康的生活，而這首先應該成為主流社會的追求。

在資源、環境和人口關系愈益緊張并有可能爆發大范圍環境危機的情況下，繼續引導全社會狂熱追求財富、追求享受，與過去狂熱“消滅財富”同樣有害。[30]

如果你還是站在已經走到盡頭的工業文明、美國式現代化、極端城鎮化的立場上，那你只能“與魔鬼同行”，并最終走向災難，走向毀滅。

李尚勇先生的文章，僅僅說的和平利用核能，更可怕的是，大小軍國主義搞核武器，他們要毀滅人類和地球！烏克蘭危機，就是核大國少數寡頭制造的萬人災難！！！

各國都該深思！

本性難移！！！不樂觀！！！

希望國家領導人能看看！

核電有利也有弊，看你怎樣控制。

無所謂了,人類又不是僅僅在核方面透支未來